当然，读者如有兴趣，也可参考我的《论语新注新译》一书中的《导言》部分，其中对近几十年注《论语》诸书有简要评介。

三

《论语》流传至国外，有一个由近及远，先东亚，后欧美的过程。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论语》逐渐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扩散，《论语》也先后传至越南、朝鲜和日本。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南越国灭亡，越南北方从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达一千余年，获得独尊地位的儒术，包括《论语》等经典，也随之传入越南。

公元374年，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开始设立“博士”一职。此职专掌儒家经典的传授。而早在汉代，《论语》就已传入朝鲜。640年（唐贞观十四年），半岛上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遣世子和贵族子弟至唐，入国子监研习《论语》等儒家经典。

公元513、516、554年，百济三次遣“五经博士”赴日本传授儒家学说，《论语》当于此时传入日本。768年（唐大历三年），天皇依唐朝国子监的规定，诏称孔子为“文宣王”。此前，日本依唐律称孔子为“先圣文宣父”。

《论语》之译为西方语言是在16世纪末。艾儒略（J. Aleni）在《大西利先生行述》一文中介绍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曾将中国《四书》译为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源……皆利子之力也”。所谓“西文”，这里指拉丁文。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利玛窦着手翻译《四书》，1594年完成，但不幸未能出版而散佚了。

清初，曾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1625－1696）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asta，1599－1666）用拉丁文合译了《论语》。该译本于1687年由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1624－1692）出版于巴黎，是为《论语》首次在欧洲刊行。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解》，另收有《大学》和《中庸》。出版之后，反响强烈。1688、1691年，《中国哲学家孔子》分别在法英两国出版了法文、英文的节译本。广大民众于是有了接触孔子思想的机会，这引起了整个西欧对中国的赞扬。到18世纪，谈到整个世界，人们总是说“从中国到秘鲁”。

年，布拉格大学刊印了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ciscus No?l，1651－1729）用拉丁文译的《四书》。卫氏1687年来华，15年后回欧洲。

第九届驻北京东正教传道团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H.Я. Ъичурин，1777－1853）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王西里（B.Л. Васипъеь，1818－1900）分别于1821年之后和1840－1850年间将《论语》译为俄文出版。列夫·托尔斯泰读《论语》时，写信给契诃夫说：“我在读儒家著作，这是第二天了。难以想象，它们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精神高度。”“我正沉湎于中国的智慧之中，极想告诉您和大家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教益。”他承认，在他成年以后，在东方哲学家中，孔子、孟子对他影响“很大”。

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传到美国是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有英、法、拉丁等译本。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R. W. Emerson，1803－1882）和梭罗（H. D. Thoreau，1817－1862）对这些经典都爱不释手，诗人维切尔·林赛（V. Lindsay，1879－1931）则以引吭高歌来表达他对孔子的热爱：愿我们是孔子时代的学士，眼望着古老的中国倾倒如山……

此外，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论语》还出版了瑞典语、德语、罗马尼亚语的译本。

今天，《论语》已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它的总印数仅次于《圣经》，而高于其他任何一部畅销书。随着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的传播，儒学已成为世界人文科学的热点。1994年孔子诞辰2545周年之际，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成立了。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任名誉理事长，韩国成均馆馆长崔德根任理事长。洙泗之水“盈科而后进”的涓涓细流，终于汹涌澎湃地“放乎四海”。

二十世纪至本世纪将《论语》译为英文的还有英国传教士马歇曼（J. Marshman，1768－1837）、柯大卫（David Collie）以及汉学家翟理思（翟林奈L. Giles，1875－1958）等人，质量较高的则有理雅各、韦利（亚瑟·威利）及刘殿爵三人的译本。理氏所译为19世纪书面语体英文，喜用复句，措词古雅，对于年轻读者，未免有些难懂；刘译出版于1979年，用口语语体，喜用单句，通俗易懂，但风格上与原文不免有所出入。韦利所译在时间和风格上都介于二者之间：文字比较简练，接近原文风格，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力争逼肖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