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当今辽宁东南部地区。

社稷幸得血食：国家侥幸能保全。社稷，指代国家。

衍水：今辽东太子河。

后五年：公元前222年。

逐：追捕。客：指荆轲与太子丹的党羽。

亡：隐匿。

惜哉句：可惜荆轲不精通刺剑的技术。

甚矣句：我也真是太不了解荆轲了。甚矣，过于。

彼乃句：荆轲定然以为我非同道之人。

【译文】荆轲是战国末年的一个大英雄，他的故事历代以来家喻户晓。荆轲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他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没有出将入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他只是当时地位低下的游侠阶层中的一个普通游侠，剑术不精，当时有名望的剑客如盖聂、勾践都看不起他。但荆轲有一惊天动地之举，他刺杀秦王，也就是后来称帝的秦始皇。作为一个刺客，敢行刺国家元首、一国之君，没有惊人的胆量是不可想象的。而荆轲所刺的国王，又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于是荆轲名声大震。而荆轲刺秦王还是正义之举，他既不是替个人报仇，也不是被别人收买利用。由于秦国征战东方，使用了野蛮的征服手段，例如秦赵长平之战坑杀赵降卒45万。秦败魏赵的华阳之战，斩魏卒13万，沉赵卒于河2万。秦将白起一人在征战中斩杀东方六国90万人，绝大部分是杀降。秦始皇统一六国，攻下赵都邯郸，亲自去部署屠城。因为秦始皇父亲子楚曾经为质于赵，秦始皇就出生在赵国，免不了受一些气，秦始皇几十年后还不忘报仇。秦统一六国是进步的，但手段是野蛮的。于是荆轲刺秦王就有了争议，是正义行为还是反动行为。从历史进程来看，荆轲刺秦王好像是反动行为，但从反对暴政，从当时六国自救的行为来看，荆轲的行动是正义的。所以历来得到人们的称颂。我们今天评价荆轲，当然应当辩证地看到荆轲行刺的两个方面。

荆轲为燕太子丹所请，在这一点上，荆轲的行动又反映了战国时代人们重义气、重然诺的豪侠精神。荆轲以身许燕太子丹，不是报个人私仇，原本也不想杀死秦王，而是效法春秋时曹沫之劫齐桓公，目的是劫持秦王订立盟约，归还六国失地，胜利回归。荆轲并不想与秦王同归于尽，他说：“事所以不成者，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时的形势已与春秋时大不相同。齐桓公尊王攘夷，志在为盟主而已，所以可劫、可盟。而荆轲时代，是国家走向统一，秦王不兼并全天下绝不罢休，因而燕太子丹与荆轲想劫持秦王订盟是迂腐的。荆轲即使劫盟成功，也不能长久维持。今天评价荆轲刺秦王的历史，着重在荆轲的精神，他明知不成功，但义无反顾地前往。《史记·荆轲传》写得极其生动，因为司马迁要借以表彰反暴的精神，所以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所以传记写得极为精彩。荆轲义无反顾的精神，可用一句话概括，叫做：“荆轲一怒易水寒。”

荆轲出场，他能忍辱。荆轲与盖聂论剑，而“不称者”，说明他剑术不精，既为后来行刺的失败伏笔，也表明荆轲虚心好学，找高人指点论剑。但盖聂看不起他，不给他传授剑法，还“怒而目之”，后又被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对于这类人身侮辱，并不去计较，不逞匹夫之勇，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默默出走，不再复会。这生动地说明荆轲不是一个感情用事、使气好胜的人。他性格沉稳，行为理智，决不为个人小事与人打斗，争个高低，做无谓的牺牲。荆轲也不随便与人交往，轻死去替人家卖命。他受燕太子丹之托，是听了田光论说的天下大势，田光以死激荆轲，行刺是弱者反抗强者的唯一道路。荆轲以身许燕太子丹，他是以身许国。荆轲与狗屠和高渐离等人在闹市击筑饮酒，引吭高歌，时而相乐，时而相泣，“旁若无人”，这种喜怒失常的状态，正是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的沉痛反映。这些也就是荆轲行刺秦王大勇精神的基础。

荆轲刺秦王，由燕太子丹出面组织，又是一种国家行为，条件优越。此后张良刺秦始皇，以个人之力组织，十余年时间才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秦始皇出巡的机会，又完全得不到情报，所以失败了。荆轲入秦，有燕国做后盾，情报准确，知道秦王在想些什么。秦王要土地，燕国称臣纳降，可以派荆轲为使，匕首藏在地图中，堂堂皇皇入秦宫殿，靠近秦王，但保密工作要非常彻底。可是仍然有许多曲折。秦王要政敌和叛将樊于期之头，但樊于期投靠燕太子丹，太子丹不忍杀樊于期。于是荆轲找樊于期借头，樊于期为了报仇雪恨，痛快借头，十分悲壮淋漓。易水白衣冠送别，场面更是慷慨激昂，悲壮动人。高渐离击筑，悲绝凄婉，太子丹一行白衣白冠，这真是生离死别。人们与荆轲一道，和着节拍，唱起了壮士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上刮来的萧萧风声与悲壮歌声汇集在一起，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紧接着歌声由悲凉转向高亢，慷慨激昂，人们的情绪也随之高涨，个个悲愤得头发直竖。荆轲勇往直前，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征途。

秦廷行刺，一开始就充满了紧张而又惊险的气氛。燕太子丹配给荆轲的助手秦舞阳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少年。他十三岁时就杀人，“人不敢忤视”。但他没见过大场面，荆轲对他不信任，而迫于燕太子丹的压力与情面，只好接受了。也正由于此，荆轲思想上也早有准备。秦廷上的森严肃穆，果然震慑了秦舞阳。秦舞阳在殿陛上进献地图，竟吓得浑身发抖，“色变振恐”，立即引起秦廷君臣的疑虑。“群臣怪之”，使得整个宫廷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眼看行刺的全部计划就要落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荆轲镇定自若。他先是回头笑看秦舞阳，接着便对秦群臣解释说：“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轻描淡写几句话顿时缓和了气氛，消除秦廷群臣的疑虑，恢复了平静。这里，不仅显示了荆轲的机智、沉着和勇敢，而且更显示了他“不欺其志”，要完成使命的坚定信念。当“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现”时，荆轲便迅猛地把住秦王衣袖，出匕首逼迫秦王。这时荆轲要杀死秦王并不难，但他忠于燕太子丹的嘱托，“欲以生劫之”，逼秦退还“诸侯侵地”，才没有把匕首刺进秦王的胸膛。等到秦王缓过神来，挣脱荆轲，两人“环柱”而走时，秦舞阳早已吓成一摊泥，没有帮上荆轲的忙。秦王的侍臣夏无且用药囊掷荆轲，霎那间给了秦王反击的机会，由于荆轲剑术不精，为秦王所伤。最后荆轲身受八处重伤，左股被砍断，已经不能动弹，还“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毫无惧色。秦王令群臣上殿刺杀荆轲，他仍笑骂不止。荆轲之死，是那样的从容，是那样的勇敢，是那样的坚强，真是重于泰山。作者司马迁十分惋惜荆轲壮志未酬。他在传末借鲁勾践的口说：“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荆轲剑术不精，用匕首投刺秦王不中，因而失败了。但是，即使荆轲刺杀成功，也注定要失败，因为“悉反诸侯侵地”，不合历史潮流，秦国是不会这样做的。春秋战国以来，长时期的战乱，给社会带来无穷痛苦，人民渴望统一，而群雄割据，统一必须使用暴力。尽管秦取天下多暴，坑杀降卒，史不绝书，但秦统一符合历史进程，是受到司马迁肯定的。《六国年表序》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又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迁批判了西汉那些否认秦朝历史地位的肤浅观点，称这些学者为耳食之儒，迂腐可笑。但肯定秦统一战争的进步，不等于肯定秦朝施政的暴虐，秦二世而亡，就是对其暴政历史的否定。荆轲刺秦王，赢得天下人的同情，就因为荆轲反暴，他代表弱国人民抗强，且“不欺其志”，悲壮激烈，是值得赞赏的。荆轲传写得酣畅淋漓，是非常精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