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恨歌》这样壮丽的诗篇，所用的典故也就“小玉”、“双成”四个字，那是因为以白居易那样出众的才华驾驭这样的题材真是绰绰有余了。而清代吴伟业创作的歌行——特别是《圆圆曲》，好像不使用典故、故实就写不下去似的。白居易与吴伟业孰优孰劣，就可以从是否使用典故或使用典故的多少来判断高下。不仅写诗的情况是这样，词人也不能不知道这一道理。

【评析】

此则在手稿原居第四十三则，乃前一则“不使隶事之句”的再度诠释，以是否隶事、隶事多少作为裁断诗人高下的重要依据。手稿文字与初刊本文字略异，而无关宏旨。

王国维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吴伟业的《圆圆曲》作了对比，发现《长恨歌》全诗不过用了“小玉”、“双成”四个字的典故，以代指杨贵妃在仙境中的两个侍女而已，其他皆是直接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情故事，文气直贯而下。王国维因此称赏白居易“才有余也”，即不必利用隶事等来增强笔力，才气已足以支撑全篇。而《圆圆曲》中的典故几乎触目皆是：如以“鼎湖”代指崇祯的死；“采莲人”用西施故事；“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用牛郎织女的故事来代指吴三桂和陈圆圆；“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楼头柳”化用王昌龄《闺怨》；“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以晋代石崇爱姬绿珠和魏文帝曹丕宠妃绛树来代指陈圆圆；“一斛珠连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一斛珠”用唐玄宗送梅妃一斛西域珍珠故事；“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用三国周瑜赤壁之战故事，等等。这种密集的典故使用在对偶句中，形成了全诗镂金错彩、典雅工丽的风格特征。但实事求是说，这种过多的典故，也难免会造成意为词累，特别是欲求其“语语都在目前”的效果，就勉为其难了。

毋庸讳言，《长恨歌》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确实在《圆圆曲》之上。但是否可以将这种高低放在隶事这一点来衡量，这其实是有疑问的。王国维明确说“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免带着意气。虽然说歌行体诗与律诗不同，确实不宜多用典，但吴伟业与白居易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吴伟业的过多用典其中自然会包含逞才显学的因素，但在清初颇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文人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吴伟业在《悲歌赠吴季子》诗中就说过“受患只从笔下始”的话，则为了避患而使用典故，曲折其意，深藏其思，也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既如此，则用典故使用的多少来裁断诗人诗作的高下，其未尽合理之处，也就昭然可见了。

五九

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均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

] 近体诗：即今体诗或格律诗，是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的通称，为区别于此前的古体诗，故称。讲究平仄、对仗和叶韵。近体诗包括绝句（五言四句、七言四句）、律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排律（十句以上）三种，以律诗的格律为基准。

] 五、七言绝句：即五绝与七绝，五绝每句五言，每首四句；七绝每句七言，每首四句。

] 律诗：近体诗的一种。律诗发源于南朝齐永明时沈约等讲究声律、对偶的新体诗，至初唐沈佺期、宋之问时正式定型，成熟于盛唐时期。律诗分五律、六律、七律，其中六律较少见。律诗一般规定每首八句，也有仅为六句的，则称为小律或三韵律诗；十句以上的，则称排律或长律。律诗要求全首通押一韵，限平声韵；每句中用字平仄相间，上下句中的平仄相对，有“仄起”与“平起”两式。

] 排律：律诗的一种，又称长律，是按照律诗的格式加以铺排延长而成，故称。排律与一般律诗相同，严格遵守平仄、对仗、押韵等规则，韵数不低于五韵，多者可达一百韵。除首尾两联外，中间各联例须对仗。各句间也都要遵守平仄粘对的格式。排律以五言为多，七言极少。五言六韵或八韵的试帖诗也是排律的一种。

] 骈体文：即骈文，亦称骈俪文、骈偶文、四六文等。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一种文体，产生并形成于魏晋时期。因其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在声韵上，运用平仄，韵律和谐；在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是一种相当重视形式技巧的文体。

] 小令：亦称令词、令曲，词体的一种。词体分小令、中调和长调三类，明人始有此明确划分，而将五十八字以内者称为小令。或认为小令出于唐人酒令，或认为小令最初当是音乐术语，燕乐曲破中节奏明快精炼的部分即叫小令。若干带有“令”的词牌有《调笑令》、《十六字令》、《如梦令》、《唐多令》等。

] 长调：即慢词，词体的一种。一般字数较多，体制较长。明人将九十一字以上者定为长调，但争议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