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重的负担一个人的俸禄怎能够用呢！七兄弟肯定需要经常向人

“这样重的负担，一个人的俸禄怎能够用呢！七兄弟肯定需要经常向人借钱。如果有人愿意大量地给您提供钱财，只求您关心爱护，那您的日子可就宽裕多了。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我愿意保障七兄弟的用度。每年我愿献给您五万贯。现在我的手头就有一多半，先交给您。剩下的一半，我回去以后，派人给您送来，免得您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您看如何？”

董秀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便欣然同意了。

这时，陈少游落下泪来，说道：“只怕我今后再也见不到七兄弟了。”董秀急忙称呼着陈少游的官职说：“中丞有这样强的才能，不应该总是在外任。您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办好这件事。”

从董秀这儿出来后，陈少游又找到元载的儿子元仲武，给他也送了重礼。这样，董秀和元载在朝廷内外一起给他制造舆论，只花了几天的工夫，陈少游便被拜为宣州（在今安徽省）刺史，果然比桂州近了许多。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又改任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大历八年改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观察使。陈少游官一次比一次大，地方一次比一次近，而且所在地一个比一个富庶。

陈少游为官的经验是：多施小惠，让手下人得到好处感到安心，对上还要讨好朝廷。当时安史之乱结束不久，吐蕃、回纥等族不断犯边。如遇水旱灾害，国家的财政就非常困难。这时，陈少游主动提出，把扬州的税率提高百分之二十，盐税也每斗加一百文。他后调换的这三处，都是天下富庶之地，有油水可捞。他安抚了上上下下，便大肆搜刮起来。那些以供给朝廷为名多征的赋税，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他几乎每天都要求各地给他送礼，自己还经营商业。几年的时间，他的财富就达到上亿元之多。

有了钱，他就拿出一部分贿赂有权势的达官显要。他每年送给元载的金帛，价值就达十万贯。他还贿赂宦官骆奉先、刘清潭、吴承倩等人，让这些人不断地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陈少游觉察到唐德宗对元载的信任在下降，便开始疏远他。

不久，元载的儿子元伯和被贬到扬州，陈少游表面上和他交朋友，暗中却派人监视他，并把元伯和的不法行为报告给唐德宗。唐德宗觉得他很忠诚，对他很信任，不断给他提官。有一次让他去镇压叛军，他打了败仗，反而给他加了官，还给他封了地。

陈少游有时干脆就明抢。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叛贼李希烈兵逼长安，唐德宗逃到奉天（在今陕西省乾县）。当时度支汴东两税使包佶在江淮地区征来的租税价值八百多万贯存在扬州。陈少游闻讯后心想，皇帝已经逃离西京，以后怎样还很难说，不如把这一大笔财富拿过来。他派一个手下的判官找到包佶，说：“现在局势不安定，请您拿出二百万贯给我们作军费。”软硬兼施之下，八百万贯国家财赋全被陈少游抢了去。包佶无奈，写了一份奏表，封在一个弹弓的弹丸里，派人送给唐德宗，禀报了赋税被陈少游强抢的情况。

正好这时陈少游派来的人也在朝中。唐德宗问那人：“有人察报，陈少游抢了包佶的财赋，有这回事吗？”那人不知唐德宗的态度，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那时已经离开扬州，不知此事。”唐德宗说：“少游是守护国家的大臣，现在转运不便，为了防止他人抢劫，他取用一些也未尝不可。”众臣听了唐德宗的话，大吃一惊。这话传到陈少游耳朵里，他那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了。这时陈少游听说已经称帝的李希烈攻陷了汴州，马上要进攻江淮，便急忙派人给李希烈送去大量礼物。李希烈还向陈少游这里派来了刺史。包佶这时也赶到了奉天，向唐德宗亲自报告了陈少游抢夺财赋的事。陈少游很害怕，便上表说那是为了防卫急用，并且准备归还。为了还上这笔债，陈少游便在自己的管辖区内大肆加税搜刮，但因为受到战争破坏，一时征集不到那么多钱财。这时，李希烈被打败，并从他那里缴获了他的《起居注》，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某年某月某日“陈少游上表归顺”的事。陈少游知道后，又惊恐又羞愧，发病而死。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是因为江海能处在百川之下，故能成为百川之王。因此圣人要身居民众之上，能领导民众，必须对民众谦虚卑下，把自身的私利放在民众之后；圣人在民众之上，民众没有重负；圣人在民众之前，民众没有受害。因此，天下民众乐于奉献而毫不厌倦。因为他不与人相争夺，所以天下没有人能跟他相争夺。

这一章老子开篇以一个十分常见的物理现象来引出自己的观点。我们都知道海纳百川，这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论述过，江海之所以能纳百川，是因为江海位于百川之下，它自甘卑下之位，所以百川会自然地归属于它，从而成就了它的浩瀚，成了百川之王。老子拿统治者与之进行类比，说圣明的统治者之所以能领导民众，并得到民众的归顺和爱戴，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计个人得失，甚至将个人的私利放在民众的利益之后，他对待民众就如同江海对待百川一样谦和卑下，一切以民众为先，故而能够得到民众的尊敬和拥护。

我们联系老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春秋晚期，国家、社会、阶级、等级、地位、政权、君主、大臣、贵族、王侯已全部出现并已经日趋完善，人民的自由权利以及对重要活动所拥有的决策权至此已经全部丧失。统治集团控制国家的统治地位亦已完全巩固，他们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地位分明的不同阶级。这时，不要说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就是一般的官员也已经用不着表现什么卑下的言辞和谦虚的姿态了。